编者按：风俗之变，关乎家国。近年来，湖南各地以村民自治为基石，着力破除陈规陋习，引导群众卸下“面子”重负，让人情回归本真，以此激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。11月26日起，红网时刻新闻推出《湖南新风深观察》，记录这场深刻变革中的新举措，看陈规如何褪色，新风如何植根，于无声处听一曲文明生长的湖湘新篇。
常德市澧县古北村“人情风”工作台账。
红网时刻新闻记者 王诗颖 长沙报道
“以前一个月赶两三场酒，礼金少了拿不出手，多了又负担不起，一年辛苦钱大半随了人情。”回忆起几年前的光景，常德市澧县古北村党支部书记陈位沅仍满是无奈。曾经，湖南部分农村地区“赈酒风”泛滥——满月、寿宴、乔迁、升学皆办酒，村民疲于奔命赶场子，“人情债”不仅压得百姓喘不过气，更拖慢了乡村发展的脚步。
随着2019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11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指导意见》，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提“持续整治人情攀比、大操大办”，湖南各地以“酒席减负”为突破口，通过政策引导、基层创新、文化浸润，逐步剥下“人情债”的外衣，让文明新风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。
展开剩余83%旧俗之困：一场酒席，半生辛劳
“办酒就是‘大整大亏、小整小亏’，可别人办你不去，人情就断了。”古北村村民冯翠兰的话，说出了过去湖南农村的普遍困境。在这场“人情漩涡”中，村庄发展被拖入泥沼，百姓生活被裹挟前行。
常德澧县古北村曾是典型的“被酒席拖垮的贫困村”。村里赈酒理由五花八门：新生儿满月要办“添丁酒”，老人逢十要办“寿宴”，甚至盖新房、找工作都要摆“庆功酒”。陈位沅回忆，最多时一周要赶3场酒，村民一年“份子钱”少则几千、多则上万，“有的家庭年关要借钱随礼，辛苦种一年地，全给酒席‘做了贡献’”。
在怀化新晃侗族自治县中寨镇上公道村，山地多、平地少的地理条件，让办酒更添难题。作为侗族村寨，村民多以“团寨”聚居，办红白喜事时要四处借桌椅、搭棚子，“一场酒下来，借东西要跑遍半个村，剩菜剩饭倒掉几大桶，浪费得让人心疼”，村党支部书记杨天钊坦言，更让人头疼的是攀比，“张家办酒用了土鸡，李家下次就必须用土猪，负担越来越重”。
茶陵县龙匣村的老问题则藏在“礼金账”里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村里常因随礼金额起纠纷：“两家人前后办喜事，你随5元、我随6元，就会有人觉得被看不起。”73岁的原村支书李寿元回忆，当时人情往来变了味，“不是为了热闹，而是为了‘找补’，村民心里都憋着气”。
彼时的湖南农村，酒席泛滥已经不是单纯的民俗问题，它消耗着百姓的财力、精力，也制约了产业发展，甚至扭曲了乡村人际关系，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“拦路虎”。
规矩之上：一村一策，巧解“人情债”
“移风易俗不能靠‘硬推’，要让政策落地、让村民认可，才能真正改过来。”常德市审计局驻古北村第一书记刘长军说出了湖南“酒席减负”的核心逻辑。
从国家政策到地方实践，从制度创新到文化引导，湖南走的，是一条“上下联动、破立并举”的路子。
2018年3月，澧县率先打响“酒席整治”第一枪，县委县政府向全县2万余名公职人员和26万多户居民发放《拒绝违规赈酒承诺书》，明确“公职人员不得违规办酒、不得违规随礼”，为整治工作立起“标杆”。
2019年国家11部门《指导意见》出台后，湖南迅速响应，将移风易俗纳入乡村振兴考核，要求各村（社区）成立红白理事会，制定村规民约，对酒席规模、礼金金额“限高”。
茶陵县龙匣村选择用“肉价随礼”破解礼金纠纷。李寿元与村老年协会会长李甲喜商议，以“一斤猪肉价格”作为随礼标准：20世纪80年代末是15元，如今是20元，“猪肉是宴席必备食材，大家都认可这个标准，再也没因礼金多少闹过矛盾”。
龙匣村“肉价随礼”被写入村规民约（资料图）。
如今在龙匣村彩绘的宣传墙上的“村规民约”上，其中一条写着：红白事，节俭办，肉价礼，情意重。2024年，“肉价随礼”被写进了龙匣村的村规民约，还配套规定了“红喜事只邀1个村民小组，白事邀2个小组”，避免规模失控。如今村里办酒，10余个小菜分量适中，光盘成了常态，村民吴代飞说，“现在大家随礼都按一斤猪肉的价钱，既轻松又热闹，人情也真了。”
古北村则用“算账”打开了局面。刚开始，部分村民认为“办酒是传统，不让办就是不讲人情”，时任村党总支部书记周章军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算“两本账”：经济账——办一场酒要花买菜钱、烟酒钱、人工费，最后往往“收的礼金不够本钱”；时间账——办酒要提前一周准备，帮忙要耽误农活，“一场酒下来，少种好几亩地”。
看到“办10桌酒要亏8000元”的明细单，村民们的观念慢慢变了。村里趁热打铁，制定村规：“仅允许操办婚嫁、丧葬两类酒席，其他事宜一律不办”，如今翻开古北村的赈酒报告单，时间、地点、原因一目了然，祝寿酒也会注明“不收取礼金”。
新风之果：从“减负”到“赋能”
“酒席少了，钱省了、时间多了，既能装修房子，又能种中药材，日子越来越有奔头。”古北村村民冯翠兰的笑容，就是湖南“酒席减负”成效的生动写照。当“人情债”被卸下，村民的财力、精力得以释放，转化为乡村振兴的“生产力”，从经济增收、乡风重塑到生态改善，湖南农村迎来全方位蜕变。
“以前过年要借钱随礼，现在每年能省1万多，终于把房子装修好了！”冯翠兰家的变化，在古北村不是个例。如今古北村每户每年节省“份子钱”超1万元，村民有余钱改善生活，有的翻新房屋，有的购买农机，有的入股产业项目。更关键的是，村民从“赶酒”中解放出来，有了更多时间搞生产。
2023年，古北村依托湖南明盛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，流转土地种植玉竹、菊芋，带动百余人次务工，村民人均收入从2020年的8000多元增至1万多元，“以前忙着赶酒，现在忙着种药材，收入翻了番。”刘长军说。
上公道村集中办酒场地外张贴的购物清单。
上公道村的“省钱账”同样亮眼。2018年，上公道村在村内选一块空地，村民们集资修建了一处集中办红白喜事的场地。
集中办酒，让村民们的办酒成本大降，也减少了浪费。村民杨天湘去年为两个儿子办婚宴，最多一场15桌只花2000多元，“要是以前，至少要花5000元”。全村累计节省的23万元，有不少投入到养殖、种植中，“以前办酒浪费的钱，现在能买几头猪崽，一年能多赚不少。”村民杨天业说。
“以前办酒剩的菜要倒掉几大桶，现在按需备菜，基本能光盘。”上公道村的集中办酒场地里，工作人员正在清理餐桌，桌上只剩几个空盘子。村民杨天钊告诉记者，办酒场地有明确的“光盘”要求，每桌8-10个菜，不够再添，避免浪费，“一年能少倒几千斤剩菜，既节约又环保”。
“现在办酒不图排场，就图一家人热闹，亲情反而更浓了。”这是大部分破除“人情债”的村民共同的感受。如今再翻开村里的赈酒报告单上，再没有攀比和面子，“大家凑在一起吃顿饭，聊聊天，比收礼金开心多了”。
久久为功：湖南实践的深层逻辑
从“酒席减负”到乡村振兴，湖南的实践印证了一个道理：移风易俗不是“否定传统”，而是让民俗回归本真；不是“行政硬推”，而是让村民成为主体。
各地的创新举措都贴合当地民俗。比如，侗族村寨根据“团寨聚居”的特点，建立了集中办酒场地；茶陵县根据当地生活实际，采用“肉价随礼”。移风易俗要懂农村、懂农民，不能用城里的标准套农村，也不能用一个标准套所有地方。
湖南始终将“酒席减负”融入乡村振兴全局：产业振兴为“减负”提供支撑；人才振兴为“减负”提供保障；文化振兴为“减负”注入内涵；生态振兴为“减负”创造环境。
当村民的腰包鼓了、生活好了，移风易俗自然水到渠成。
如今，行走在湖南农村，昔日“赶酒忙”的景象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“种药材、搞养殖”的忙碌身影。比排场的声音少了，比致富的笑声多了。“酒席减负”不仅剥下了“人情债”的外衣，更让乡村焕发新的活力。
这既是湖南移风易俗的生动实践，也是乡村振兴的鲜活注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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